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高速增长,也带动同期收入水平的提升,激发了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
我们参与国际分工所积累的国民财富也大都以美元储备资产的形式持有。通过地区开发银行的发展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通过本土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促进资本在亚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有效配置。
国际学者在分析货币国际化程度时用得较多的指标或替代变量是此种货币在全球可识别外汇储备中所占的份额。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技术创新、全球投资、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能力。说到底,货币国际化只是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追求某种战略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目标本身。其实,大国借助本币国际化扮演全球或地区银行角色也是其维护长远根本利益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客观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2.0版。
欧洲与法国的顶尖国际经济智库(Bruegel﹠CEPII,2011)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在2040-50年间可达全球三分之一。四、可兼顾的全球目标:形成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多极储备货币体系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已是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增进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由于时差问题,如在编纂2016年国际投资头寸表时,央行尚未收到公司的投资报告,央行就不得不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账户上的资本流出数据作为替代。
因而,这-1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所反映的就是资本外逃规模。假设后者代表了可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资本外逃规模,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之间缺口的57%便得到了解释。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资本外逃的担忧和讨论。总体而言,旅游支出中较大一部分并不是真实的海外旅游支出,反而与居民部门短期资本外逃密切相关。
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贸易部门实际上并没有取得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1亿美元实际上是统计错误的结果。但这种现象不应该会在最近几年突然恶化,以至导致中国国际收支表中误差与遗漏项的突然增加。
但是,误差与遗漏账户每年维持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流出难道不能说明中国存在规模相当可观的资本外逃吗? 确实,在不存在资本管制和种种制度扭曲、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除非洗钱和避税,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个账户中,高报、低报、瞒报等现象应该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大量的资本外逃也可能并不反映在误差与遗漏账户中。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个复式账户体系。但是,我们绝不能就此对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
这样,在贸易账户的贷方分录上就会记入+1亿美元。但美元指数上升必然导致外汇储备年末头寸减少。在经济学文献中,资本外逃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导致金融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导致利率和汇率的不稳定,削弱货币当局的调控能力。误差与遗漏账户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平衡项目,并非实际统计结果。
自2012年第三季度,特别是自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急剧上升,其数额之大不得不使我们怀疑,在此期间中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资本外逃。这样,类似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新的平衡项——误差与遗漏II,使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仅仅反映资本的净输出。
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统计数字失真来解释。此外,我们也看不出企业为什么会有低报进口的动机。
更重要的是,由统计造成的误差与遗漏是白噪音,不应该显示明显趋势,不应该表现为长期、单向的资本流入或流出,更不应该同汇率有明显的相关。从概念上可以把国际收支平衡表资本和金融账户上的各项目,同国际投资头寸表上以市场价记录的对应项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流量和存量之间的关系。过去关于资本外逃的讨论通常局限于贸易伪报、地下钱庄等国际收支平衡表交易。但在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资本外逃则一般是不合法的,因为资本管制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要制止资本由于负面冲击而大规模流出。2014年之前,中国的海外旅游支出大致是以年均20%速度增长。但是,资本外逃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汇率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既然误差与遗漏是统计上的技术性原因造成的,误差与遗漏的相对数额不应该过大。据此,不少经济学家推断中国出现了相当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或者,外贸企业将1亿美元存入国外银行。例如,根据国际收支和海外投资头寸统计,从2011年到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为1.24万亿美元,即中国向海外输出了1.24万亿美元资本,但海外投资头寸表上的海外净资产仅仅增加了0.19万亿美元。
这样,在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的1540亿美元的正缺口并不能否定这样的可能性:2016年中国一些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的资金已经逃之夭夭,一些投资打了水漂。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了找到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出现庞大误差与遗漏的原因,我们可以首先分析误差与遗漏的出现可能主要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哪些账户有关。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定义可以看出,这种资本外逃的度量方法同用误差与遗漏+某些短期资本流出的方法在概念上是一致的,是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出现了三个与资本外逃密切相关的异常现象。从2011年到2016年第三季度,累计的经常项目顺差和海外净资产增加额的缺口为1.05万亿美元,而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累计额是0.6万亿。我们已经讨论过第一个缺口,下面讨论第二个缺口。
从2015年开始,外管局统计的资本流出要远远高于商务部统计的实际对外投资资本金额度。国际投资头寸表和资本外逃的量度 为了确定通过正规渠道合法流出、已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金融账户中的外逃资本,在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之后,我们还需对国际投资头寸表(TheInternationalInvestmentPosition,IIP)做进一步的分析。
增加外部融资的边际成本。在维基百科中资本外逃则是指由于到某种冲击(纳税负担加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政治风险显现等),资本从境内大规模流到境外。
2015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中国经常账户累计额约为4500亿美元,同期误差与遗漏账户累计额达到4300亿美元。例如,IMF在《国际收支平衡手册》第五版讨论储备资产量度时指出:除非是交易产生的储备资产变动,其他一切变动——如汇率变化、储备资产价格变化、黄金货币化和SDR分配、重新分类等——所导致的储备资产的价值变动都不会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当然,资本不会无缘无故外逃。因此,很难把中国的巨额误差与遗漏主要归结于纯统计的技术性原因。此外,骗取出口退税和逃避关税也会促使企业产生高报出口、低报进口的行为。造成两者缺口的常见因素是价值重估,即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以及其他一些变动导致存量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间接推测是否存在资本外逃及其潜在规模。在经常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在资本项目的借方分录将会记入50单位存款(或其他金融资产)。
本文试图结合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国在编制对外直接投资和在华直接投资项目时,使用企业自身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方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持有损益等)来计量头寸,主要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年检和境外投资企业调查的渠道采集数据。
给定外汇储备变动,如果误差与遗漏是负值则意味着:经常项目的贷方分录(如出口)金额高估、借方分录(如进口)金额低估。在国际上,例如日本,新形成的海外资产存量有的是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相关统计直接推算的,但另外一些存量是需要独立统计的。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